2015年03月27日09:29    来源：中国教育报

        别人介绍魏勇时都说：“这是北京十一学校的历史特级教师。”但实际上现在的他已经非常不像一个中学教师。这不但表现在他不再教毕业班，他甚至连主修历史的文科班也不教。他爱历史，广读书，写起文章文笔老辣；另一面又摆得起龙门阵，打得了小麻将，还会玩玩四驱车。他有滋有味地过自己的生活，修自己的人生，至于带出了多少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，那似乎都是副产品。

        如果你是看守柏林墙的士兵，你的任务是射击翻墙者，你能不能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呢？如果你是纳粹集中营的看守，你能不能拉长处决的周期，最后少处决一点人呢？生活固然艰难，但绝对没有选择的情况很少，大多数时候，人都拥有“一厘米主权”，是否使用它，是你的良知和思想在起作用——这是魏勇的观点。

        他总是试图让学生们明白：人生固然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，但是否使用“一厘米主权”，仍然能使我们成为迥然不同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 就如他自己的人生，就是坚决捍卫“一厘米主权”的过程。

        走夜路的人总想抬头

        脸上挂着笑，眼神却若有所思——这是魏勇惯常的表情，好像精神总要跳出肉身去遨游远方。在回答记者“你2008年来的北京，那时候感觉怎么样？”的问题时，他给出的答案是：“就像回到了精神上的故乡。”

        他语气平静地讲了一连串理由：他爱文化、政治，爱丰富的信息，爱随处可见的思想盛宴，而北京提供了这一切。尽管一直生活于川渝地带，但他内心里一直对北京有着亲切和归属感。2008年，他看到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写的《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》一书，义无反顾地决定进京。

        彼时，他已经在重庆教了7年书，成绩一流，深受学生喜爱，拥有特级教师头衔，又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，可算功成名就。可他依然选择了告别家人进京“北漂”。多年后他用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作类比——初进监狱的人排斥、痛恨，然后是习惯，最后就离不开。这个比喻的潜台词是，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囚徒，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中摸爬滚打，活得很“拧巴”。

        他在朋友圈写：“去20多年前工作过的校园逛了逛，没有感动，只有羞愧。看到的是一个心机重重，总想在分数上超过别人的人，一个为蝇头小利而算计的卑微生命。”

        卑微、算计的感觉让他难受。他从小就向往有神圣感的生活，最大愿望是当兵。他在基层学校教书，靠五斗米养家糊口，这样的生活烟火气十足，却毫无“神圣”可言，所以他一直有一种游离感。

        他的朋友差不多都是那种不肯随波逐流的人。其中一位叫范美忠，也是教师，在汶川地震后写了一篇《那一刻，地动山摇》的帖子，承认自己在地震发生时先于学生逃生。人们为他贴上“范跑跑”的标签，各种痛斥潮水般涌来，却很少有人去看他的原帖，看他如何剖白内心，反省作为一个人的脆弱和无力。

        魏勇和范美忠一样固执地要保持思想独立，但是与毕业于北大的范美忠比起来，他更懂得妥协。他在中国教育生态链的最低端生活多年，从不试图站在整个体制的对立面。像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，他一面用智慧适应生活，所教班级成绩斐然，一面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“一厘米主权”，坚持大量阅读，坚持思考和写作。

        他用心琢磨教学方法，帮学生梳理知识点，让他们把历史图景了然于胸。讲历史之余，他会给学生讲孟德斯鸠的《论法的精神》、凯恩斯的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、尼采的《悲剧的诞生》，还有其他很多他阅读体验中感到精彩的东西，“用思想点燃课堂”。他成功了，但是并没有陶醉，或者说短暂的陶醉后很快清醒，因为培养考试机器这件事，绝不能让他热血沸腾甘愿付出整个人生。

        就像一个走夜路的人，老老实实赶路之余，他总想抬头仰望一下星空。（记者王仙仙）